为发挥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倡导作用，更好地鼓励公众践行低碳减排、参与绿色发展，中国节能协会日前正式启动了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个人碳减排激励管理规范》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。目前已有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、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、北京绿色交易所、蚂蚁集团等十余家产学研单位参与该标准的研讨编制。
在“双碳目标”引领下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低碳减排，“减碳”的主体正从过往相对单一的“企业为主”延展到“公众参与”。近年来，不仅出现了各类基于互联网的鼓励个人碳减排平台，一些地方的政府、企业也在尝试以“个人碳账户”的形式，在一定范围内建立针对个人的碳普惠机制。
“从整体情况看，这些不断涌现的‘个人碳减排激励’大多在框架设计、个人碳减排量化、激励机制等方面缺乏相关标准”，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挺介绍说，这种标准层面的缺失，将会给个人碳减排领域不同激励机制、不同激励平台间的互相对接、进而发挥协同效益带来阻碍。
王挺表示，希望通过标准方面的建设，为各类主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个人绿色低碳行为的识别、量化、激励、评估等提供管理规范上的参考，为个人绿色低碳行为参与碳减排体系提供支撑，并为各类碳普惠服务提供指引。
据介绍，今年6月中国节能协会根据《中国节能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，制订了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个人碳减排激励管理规范》团体标准相关计划（计划编号为TB20220059）完成了标准立项。目前，已有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、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、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、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、同济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北京绿色交易所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、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、中环联合认证中心、蚂蚁集团、阿里巴巴集团等十余家单位参与该标准的研讨编制。
“要实现双碳目标，除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，还要切实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和绿色消费，在后者这两个领域，亟待推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”，联合国环境署-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杜欢政认为：首先，个人碳减排激励标准的建设，应以“促进消费行为转变”为目标，才有可能进一步推动生产侧着力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产品和服务，从而形成新型的绿色供应链；其次，由于个人碳减排激励的对象是社会公众整体，且需要紧密联动消费侧和生产侧两端，所以如何发挥好互联网平台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及其自身的科技能力，应成为相关标准的设计基础。
2016年开始在支付宝上线公益项目“蚂蚁森林”，持续向公益机构捐资参与各地生态建设，通过这些“看得见的绿色”激励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以低碳行为积攒“绿色能量”。截至2022年8月，蚂蚁森林已接入包括绿色出行、减纸减塑、在线办事、循环利用、节能降耗等方面的50多个低碳场景，累计见证了6.5亿人的低碳行动，产生的“绿色能量”超过2600万吨。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韬认为，蚂蚁森林探索出的个人碳减排激励模式，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平台在个人碳减排激励方面的优势。
根据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·塞勒（Richard Thaler）基于行为经济学提出的Nudge theory（助推理论），在鼓励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，简单快捷的引导能显著改变人们的选择，这样的“助推”也能更有效地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。王韬认为，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“个人碳减排激励”，希望能体现在相关标准的建设中。
据了解，目前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个人碳减排激励管理规范》团体标准已进入研讨编制阶段，计划于年内完成意见征求和相关评审工作并正式向全社会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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